周末读史丨何平：康有为“金本位救国论”与近代中国的本位困境

导读

《IMI财经观察》每周末带您聆听名家解读中外金融的发展兴替和制度演变，在史海钩沉之中领略大金融的魅力！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何平在《中国钱币》杂志“中国传统货币金融文献导读”专栏上先后发表《从传统经典看货币》系列文章，选择重要的传统中国经典货币金融文献，既从历史情景出发，以求“理解之同情”，也与今天的货币与金融理论思考相对接，力戒简单比附，坚持“古今东西立体比较”，以传统中国的货币与金融思想资源，为重建货币与金融理论提供参考。

本文为系列第二十九篇，原载于《中国钱币》2022年第3期。

从今天的视角来看，近代中国货币与西方的分野，体现为西方金本位制度及其相应的信用货币的建立和完备，而中国属于白银核心型的货币体系，呈现出“有货币、无制度”的特征。货币制度的分野对当时中国带来的伤害，随着对外经济交往特别是赔款和外债的增加，在甲午战争后突出起来。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中国朝野展开了热烈的货币本位之争。这里结合改良派领袖康有为的《金主币救国议》就本位之争的相关问题进行讨论。

01

两次本位之争与“精琪方案”

近代中国作为少有的用银国家，与西方金本位制国家的主要经济往来，除了正常的贸易之外，是赔款和外债。面对金本位制国家的债权和赔款，在金银比价变化朝着“金贵银贱”方向发展的趋势下，中国受到的损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在西方以黄金进行国际结算的情况下，用银的中国，将耗费更多的白银，突出表现便是“镑亏”。第二，由于货币本位不同，西方国家利用金银比价的变化以价差追逐为目标，通过一般的白银贸易影响中国白银供给，使中国经济处于动荡之中，给中国经济带来冲击。

（一）两次本位之争

近代西方列强对中国侵略的同时，从中国获得大量的赔款。货币制度的差异在甲午中日战争之前，还没有明显地体现出来。正如货币史家杨端六所说，“世界银价下落，给予中国公私经济的刺激，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前，虽已开始萌芽，但还不觉得十分厉害，到甲午战争以后，接着八国联军采取极端野蛮的赔款方式，表现出非常尖锐。清朝人士才知道帝国主义列强都采用的金本位的货币制度实际上是咄咄逼人的。因而中国似乎也不得不放弃银本位（严格地说，中国在那时不能说是银本位国家）而进到更高一级的金本位。”其原因，一方面，西方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普遍建立金本位制度。另一方面，甲午战争的赔款和相应的借款加大。1895年，《马关条约》签署，由于甲午战败和对日巨额赔款，当时思想界开启了第一次货币本位大讨论。铸造金币的主张，在中国自古便有。元末的王祎就曾提出铸金、银钱的主张。到了近代，咸丰年间的王庆云、载龄也有金银并用的建议。然而，直面西方金本位制度给中国带来的压力，则是在光绪年间提出自铸金币。甲午战争前后著文主张或正式上奏铸造金币的人大为增加，著名的有陈虬、陈炽、宋育仁、胡燏棻、王鹏运、盛宣怀、杨宜治、江标等人。最早提出改革币制的官员，当推顺天府府尹胡燏棻。光绪二十一年（1895）闰五月，上《变法自强疏》，“各省通商口岸一律设局，自铸金银铜三品之钱，颁定相准之价，垂为令甲”。主张铸造金币的各自理据和手法不同，但其共同出发点均是通过货币制度的改造来维护用银中国的利权。这里以陈炽的论述为例，他在1895年发表的《通用金镑说》一文指出，“如不能禁西商入口，又不能禁华货出洋”，在不能断绝和西方经济来往的前提之下，“欲收利权，欲兴商务，非自铸金钱不可。金钱之轻重，非仿用英镑不可。”仿照英国实施金本位制，是从货币制度角度实施改革来从经济上收回利权的当然途径。他从四个方面论述了实施金本位制度的好处：“海关进出口税，皆以英镑金钱通用，中人西人买货卖货，亦以英镑金钱通用，皆免以镑折银，暗受亏损，利一。国家购船购炮，拨还洋款，或他日息借洋款，皆可以金钱抵英镑，免至买镑卖镑，出入参差，利二。中国金钱轻重与英美之金镑同，中国银钱与美、墨之银圆同，则彼之金镑银圆，均可通行于中国，中国大开地利以货易之，则彼钱皆我钱也，利三。中国产金之富，久为各国垂涎，今金矿自开，金钱自铸，权操于我，利溥于人，则边隙渐销，戒心渐息，民生日富，国势日强，利四。”归纳起来，第一，中外贸易中用同样的货币“英镑金钱”，便可以免除中国因白银比价不断下跌，“以镑折银”所形成的亏损“镑亏”。第二，在资本项下，由于使用同样的金本位币，便可以免除还款还息时“买镑卖镑”出入的价差，减少可能的损失。第三，中国与英、美的金币相同，中国与美国、墨西哥的银圆完全相同，中国就可以利用出产的增加换回他们的货币，他们的货币就是我们的货币。中方经济上的增长和对外贸易，就不会受货币因素的阻碍。第四，中国实施金本位制，可以利用自身的黄金矿产，为国民谋利图强。否则，黄金为外国吸纳，货币主权旁落于外国。尽管他对于金本位制度还缺乏完整系统的认识，但从中西用银用金分野出发，直观地提出了解决现实问题的货币思路。1901年的庚子赔款，西方列强给中国带来巨大的灾难。彭信威先生指出，“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以后，几万万两的赔款要折成金币偿付，银价越下跌，中国的负担越重，非设法稳定本国货币的对外汇价不可。因此才有各种具体办法提出来。”《马关条约》的巨额赔款及其偿付方式，给中国朝野各界前所未有的刺激。面对外部的压力和货币问题造成的困局，中国思想界不得不谋划具体的解决方案，由此在20世纪初开启了清朝末年的第二次币制大讨论。这次大讨论中，驻俄公使胡维德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最早提出了具体的货币方案。他在奏疏中称，“一国之中，必有一定之国币；兼用金银铜三品，必有一定之比例。凡成色、形式、价值，必须全国一律，随处通行，方能利用于民间，取信于外国，而驱驾乎用金之邦，汇兑不致受亏，交涉亦易措注。西国理财专家，考得世间岁产之金以济各国民用而无虑不足；至岁产之银，正无穷尽。产银愈多，银价愈落，故近今金贵，实非金贵，乃银贱也。中国习惯用银，故以银为主，自见金日益贵；外国习惯用金，故以金为主，自见银日益贱。当今环球各国，既皆用金，而吾国岂可独居其后乎？”光绪三十二年（1906），财政处提调江苏候补道刘世珩条陈《财政条议》，提出实施双本位的主张。他称，“制金银铜三等完全之国币，效日、美、德、法等国双本位并纸币代表金位之制，以值时价库平银一两之金质为金单数之本位，除国家所有铸成金币储之府库而以纸币发行民间代表金本位外，凡五钱银币两枚亦兼为代表金本位，作起数单位之用，凡偿付之数亦不设以限制。其余自五钱以下银铜各货为本位币之补助品。”他第一次区分了本位币与辅币（有限法偿的“本位币之补助品”）。关于本位的内涵，他称，“盖一国货币，其本位所在，即计数起级之币。而此币之为金，为银，或金银而并有之，乃足以定其国币本位之为金，为银，或金银相合者也”。之所以要实施所谓“双本位”，也就是复本位，是出于中国国情的不得已之举。“中国今日金矿未兴，积蓄未富，若从金单本位，则中国现在国力既尚未及此纯金程度；若从银单位，则中国一国独异之势，又不足以御各国之汹流。实际上，在一国范围内，没有真正的复本位制，要么是分割的市场，要么是以定价相对较高的那种货币为实际的本位货币。20世纪初的第二次币制大讨论，较之19世纪末第一次讨论，更加深入广泛。提出了“实金本位制”、“虚金本位制”和“银元本位制”等不同的货币方案。出现了专门的学术论著，本文聚焦的主题康有为的《金主币救国议》，就是其中之一。而且参加讨论的人员阵容，既有国内朝野精英，还有外国人士，美国人精琪的币制方案就曾掀起一番波澜。

（二）“精琪方案”与张之洞驳议

精琪币制改革方案，是美国政府直接参与制定的具有伤害中国主权的侵略性质的货币改革方案。关于这个方案的内容和性质，杨端六先生在20世纪六十年代出版的著作中进行了精辟的论述，学者崔志海近年又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演绎拓展。

1901年9月《辛丑条约》签订后，列强各国不仅向中国勒索4.5亿两白银的庚子赔款，还额外提出“还金”的特别要求，即赔款需折算成各国货币支付。在银价跌落的情况下，按照当时国际货币汇率，在支付赔款本息之外，清政府每年还要支付300万两左右的“镑亏”。加之庚子赔款分39年还清，本息达9.8亿两，由于不能“按定约时之金价付银”，而且要“按还款时之市价易金付给”，在银价不断下跌的情况下，每年不可控并放大的“镑亏”必然形成一个沉重的财政负担。为了解决支付外债和赔款中金贵银贱带来的额外负担，清政府不得不直面引入金本位制问题。1902年底，清政府指示驻美代办沈桐，与用银国墨西哥商议，寻求美国帮助以稳定银价。1903年1月22日，沈桐照会美国国务卿，提交备忘录，正式请求美国政府出面帮助稳定金本位国家与银本位国家之间的货币比价。在备忘录里，清政府刻意隐去减轻“镑亏”负担的真实意图，以获得欧美国家对中国货币改革的支持。强调国际金银货币比价的稳定，不仅对银本位国家有重要意义，而且对欧美金本位国家在中国的贸易和投资有促进作用。在中、墨两国的请求下，美国货币专家很快拟订一份维持银价节略，拟将银与金的比价维持在32 : 1价位上。3月3日美国国务院成立国际汇兑委员会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Exchange)，以蒙大拿州财政局总办罕纳(H.H.Hanna)、美国银行总办高兰 (Ch. A. Conant) 与康奈尔大学财政学教授精琪 (J.W.Jenks)为委员，负责推广金本位制度。

一方面，美国国际汇兑委员赴欧洲，与各国列强进行利益协调，寄望他们对美国制定的中国货币改革方案的支持。另一方面，在实践中美国极力塑造自身在中国货币改革中的主导地位。1903年9月，国际汇兑委员一行自欧洲返回后，美国政府最终任命精琪为赴华“会议货币专使”。精琪是美国一位难得的财政和货币问题专家，对远东问题亦有研究。除在大学任教外，在美国政府多个部门和委员会兼任专家或委员，1901-1902年间，他还任美国国防部殖民地管理委员会委员。美国在1898年麦金莱（William Mckinley）当选总统后于1900年颁布金本位法案，推行金元外交政策，将金本位扩大到美国的殖民地和附属国，进而推进美元国际化，形成以纽约为中心的美元国际集团，与长期垄断国际贸易的英镑展开竞争。1903年成立的国际汇兑委员会，是美国为推动美元国际化而成立的第一个组织，中国货币改革则成为当时美国国际货币金融政策的一环。“精琪方案”的使命和性质就受美国这一国际金融战略的支配。

精琪的货币改革方案集中体现在他撰写的Memoranda on New Monetary System for China（《美国会议银价大臣条议中国新圜法觉书》）和 Consideration on A New Monetary System for China（《大美钦命会议银价大臣续议》）两本英文小册子中。《觉书》的第三篇为“中国圜法条议”（Suggestion of Plan for China），就中国币制改革提出17条建议。这里转录数条以窥其隐藏的美方意图。

“一 中国政府应速定一有效之政策，以期设立圜法。该圜法以能有一定金价之银币为主，其实施以能得赔款国之多数满意为归。

三 中国办理此事，应派一洋员为司泉官（Controller of Currency）总理圜法事务。该司泉官有权辟用帮办数人，管理制钱局及别项事务为司泉官所指派者。

四 司泉官每月刊造详细报告书，申明钱币情形。……凡各国之以赔款事与中国有交涉者，准其所派代表人，遇适当时，许以查看，且有条陈献替之权。凡此皆为使新币制昭信于各国起见。

五 中国政府应定一单位币（A Standard unit of Value）为价值之主。该单位货币应额定含纯金量若干，大约所值金价应兑银一两，或比墨西哥之一银元，其值稍昂。

六 中国应亟铸银币若干万元，流通本国。该银币应有相当之模范，其大小约照墨西哥洋元，其与彼单位货币之比价为三十二换。

十 为设立圜法，且置备适当支兑之汇款，所需不资。若政府不能猝备，可以借外债充之，惟应指定一财源作抵。……管理此财源之法，须令各国之有关系于此事者咸表同情。

十七 司泉官及各国代表人有权为中国提议整顿财政（economic reforms）。”

从上述条文我们可以看出，“精琪方案”表面上回避了金银比价的不确定性，实际上，他提出的这个金汇兑本位方案，强烈地体现出列强在经济上对中国的殖民掠夺和奴役性质。

第一，中国国内流通具有一定金币价值的银币，银币与金币单位货币比价定为32 : 1。但这个比例的维持，需要在伦敦等国际金融市场上通过金汇票的出售实现。事实上，中国实际流通货币与金本位货币之间的比价仍受国际市场所支配。

第二，在国内流通银币的金汇兑方案，通过国际借款来作为价值基础和保证，“惟应指定一财源作抵”，将中国的国内财政作为币制改革借款的抵押，既实现了以借款挟制中国货币政策的目的，又实现了以借款获取资本收益的特殊要求。更为严重的是必然出现这样的逻辑黑洞，“金本位制基金（初始借款）到位—虚金本位制上马—银价继续下跌—套汇压力加大—汇票市场运作—金本位基金流失—再借款—再抵押—银价再跌—再流失—再借款—再抵押…”。这个机制的无限循环，必将吸干中国的财源。

第三，货币主权丧失，货币事务完全受列强支配。货币以一定金价之银币为主，“其实施以能得赔款国之多数满意为归。”专门设外国人“司泉官”负责中国货币事务的管理，中国货币运行报告、国际汇兑、钞票的发行等货币制度的核心事务，均由司泉官处理。这个殖民主义的金汇兑本位货币方案，对中国主权的侵蚀一目了然。

精琪极力推销他的币制改革方案，从1904 年6月20日到8月24日，与清朝官员进行了20多次会谈，劝说清政府立即实行金汇兑本位制度，然而清政府对其货币改革方案始终抱持保留态度。由于清政府的拒绝，精琪于9月7日悄然从上海回国。面对“精琪方案”，“廷臣多非议其说，不敢尝试”。首先提出激烈反对的是总办江南商务局刘世珩，光绪三十年（1904）二月，他在《银价驳议》中称，“试问美政府何爱于中国，乃以代办使臣一纸之书，遂不惜开议会劳大臣如此？……是果为美国政府文明之施乎？抑果为中国交谊亲密之报乎？请毕观斯议，即可知其所为也已。噫嘻！自二十世纪以来，各国政策之方针齐集力于权力扩张之主义……今中国自引其端，美国乃乘时以奔赴。中国自开其隙，各国乃就势而争趋……”

湖广总督张之洞对“精琪方案”进行了决定性的驳议。张之洞在1904年9月25日的《虚定金价改用金币不合情势折》中称：

“至于行用金币之说，浮慕西法者皆持此议，汲汲劝办，臣愚窃以为不然。查外国商务盛，货价贵，民业富，日用费，故百年以前，多用银，或金银并用。百年以来，欧洲各国专用金者始渐多。三十年来各国遂专用金。盖商日多，费日广，货日贵，一物之值，一餐之费，罕有仅值洋银数角者。中人一日之需，断无仅值洋银一元者，故以用金为便。中国则不然，民贫物贱，工役获利微，四民食用俭。故日用率以钱计。其贫民每人一日口食，仅止一二十文，中人一日口食，仅止六七十文，并不能值洋银一角，何论于金。……故论目前中国情形，若欲行用金币，不但无金可铸，即有金可铸，亦非所宜。”

从生活费用视角来评判金本位制的可否，确实没有触及金本位制度的本质特征，张之洞不懂得在金本位制下本币与辅币、流通中信用货币的组合搭配。梁启超指责他“全未达生计学经济学原理，一派门外汉语”。然而，在政治层面的判断上，梁启超却显得幼稚。张之洞在奏折中称：

“财政一事，乃全国命脉所关。环球各国，无论强弱，但为独立自主之国，其财政断未有令他国人主持者，更未有令各国人皆能干预者。今精琪条议……所云，直欲举中华全国之财政尽归其所谓正司泉洋员一手把持，不复稍留余地，而又恐各国之议其后，故一则曰使赔款国之多数能满意，再则曰赔款国之代表人可以查看账目，而不复问主权之何属，其悍然不顾乃至此极，实出情理之外。”

在精琪离开中国一个月后，清廷于10月8日下达上谕，将张之洞的反对意见“下所司知之”，并批准张之洞在湖北铸造以一两为单位的库平银币，实际上放弃了“精琪方案”。1905年11月19日，清廷颁布上谕，采纳财政处和户部所拟方案，宣布实施银本位制，以一两重库平银为中国本位货币。韩国学者丘凡真称，“精琪方案”的失败源于地方的货币利益，这只看到了国内货币流通的皮相。实际上，张之洞从维护主权出发的强有力驳议，直接影响了清朝的决策。

02

康有为“金本位救国论”的主旨与位置

康有为（1858-1927），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又号更生，又被称为南海先生，广东南海人。作为戊戌变法时期的维新派领袖，后为保皇会首领，其思想具有广泛的影响。面对中西货币分野给中国带来的不利局面，作为改良主义实践者的旗手和政治思想家，也及时学习，提出自己的主张。关于经济问题，他著有《物质救国论》、《理财救国论》等著作。1908年，康有为发表名著《金主币救国议》，凡30篇，作为当时中国货币理论的重要专著，是第二次币制大讨论的集大成之作 。下面我们选取其中的几篇，就康有为关于金本位制度的认识、影响及其实施途径进行解读。

（一） 金本位原理和金本位的世界趋势

在第五篇《行钱法有母子相权考》中，康有为利用我国最早的货币文献周景王铸大钱中单穆公提出的“母子相权论”来说明金本位制度下的主辅币关系。他称：

“夫母权子而行，即日本译之单本位，独以金为主币，而以银铜锡为助币也。子权母而行，即日本所译之复本位，金银并为主币也。英金磅为主币，重而母也，银币诗令，铜币编尼，轻而子也，为助币。法通用银币曰佛郎。德通用银币曰擘，纸钞及国计，以之记数。又金银币同行无限作轻而行之者也，然仍以金为主币，亦不废重也。故英者母权子而行，单本位也。美法昔者，金银并行，子权母而行，复本位也。”

用金作为价值基准，来衡量银币、铜币等辅币的价值，“以母权子”，便是单本位制度。英国的金镑就是单本位的金本位典型。金银并行，以银币作为价值基准，来衡量金币的价值，“以子权母”，便是金银复本位。过去美国、法国就是金银复本位制度的典型。

实施单一的金本位，还是采用金银复本位？这完全取决于各个国家当时的国情。他称：

“两本位之争，学者聚讼，然国土有贫富，商务有大小盛衰，金银生产出入有多寡，物价有高下。内外出入，管子所谓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凡轻重敛散之以时，则准平。古者以大小钱为重轻，今则以金银为重轻，其义同也。故主币有以金，有以银，有兼金银同用。消息盈虚，是时为帝，时已过则刍狗哉。故夫一主币双主币之争，不审时而孤持一说，皆未知平准之理也。观之欧土，自佛罗炼士铸金银以来，法德英效之。主币之为一为二，因时变而屡迁。若西班牙开美墨金银矿以来，欧土主币，变迁回环，不可胜数。自英以商务甲五洲，先行金磅，以为主币，至于近四十年来，美之加拉宽尼、澳之坤士兰，金矿发掘，于是大地万国，皆已渐改金主币矣。”

金本位和金银复本位两种货币制度竞争的结果，其发展趋势在1870年后是实施单一的金本位制度。他在第八篇《金银两币争行终行金主币为定考》中称：

“夫行币公理，两国互争，金银两价，皆不得平，价高则流出国外，价低则致集他国，而又为外币所入。或议禁金银之价，而收回之，拒币之流入而厉禁之，或设法定之价权其子必落，银多则过于求，物价必昂，政府者思削其平而随时抑扬之。或金少而银多，则抑银扬金。或金多银少，则抑金扬银。或率意铸币，非其真值而高之，则商民必不能信行。

且金银两币，美恶不同，多少或异，则甲良币必逐乙良币，同重之甲币，又必驱同重之乙币。少者必驱多者，低落之币，必驱不低之币，故金银实难并立，必互涨缩。两国金银比价太远，则生金之商，销此钱以铸彼钱，而博利输于外，凡此皆公理也。格里森一位原则，必不得免焉。

故各国五百年中，金银两币并行，而各自流通，故变改虽多，是皆同于助长，盖皆不明币制，不知定金银之比价，不知用最贵之金为主币，时势为之，竟无如何，昧昧冥行，亦犹吾中国今日耶。吾今只用银，故外国银钱入中国者，至于八千万两，而金甚少，此更欧土所无也。……惟西一千八百年后，英银流出属地者日益多……且金银各自流通，大致多弊，今以金为主币，而制银之用，只限四十诗令。此令即大地万国主币之先声，为西一千八百一十六年，当吾嘉庆二十年也。当其办法只为救银，亦未知金主币，随为万国永久之良制也。然自是全欧数百年币制之变害，一扫而空。大地万国之定制，由之而始。市井安之，商业大盛。盖商业愈盛则用币愈多，势必则至贵者用之，乃便交易。又必有定位，然后统镇诸金，故从之则利，违之则害，以物理然也。然英创金主币制，盖亦与国会同得一幸遇，并非穷理致之。其不创于他国，而独创于英者，则以属地多而商业盛故也……然则币制之用黄金，亦以列国并立而商盛之故，此亦中外古今得失之林也。”

这里明确论述了金银发展的趋势，第一，从货币原理（“行币公理”）来看，当外国价格升高时，金银便流出国外。在此情况下，有禁止货币进出口的安排，也有设定法定价格的规定，或者听其自然，按市价流通。第二，从市场法则（“市易公则”）来看，商业活跃，金银供给不足，物价便下跌。如果银币增多，物价就会上涨。在金银比例变化的情况下，减少的一方价格便上升。如果随意铸币，名义价值高估，便失去商民的信任。金银并行的情况下，格雷欣定理便发生作用，流通领域中留下的便是金币和银币之中价值高估的那种货币，这个时候基准货币便是相对低贱的那种货币。实际上，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双本位制度。问题在于“不知定金银之比价，不知用最贵之金为主币”。第三，金本位首创于英国，源于英国具有广大的殖民地和商业兴盛繁荣。商业繁盛，便需要最贵的黄金来作为定值的基准。

（二）不实施金本位制对中国的巨大伤害

康有为在第十三篇《金日涨而银日落万国皆变金而吾国不变国将枯死说》中，全面论述了在银价下跌的情况下，不实行金本位制度，中国特立独行固守用银，必然受到严重损害，甚至由此亡国。他称，“是故不改定金主币，大害不可数。发其大者十四，可战栗焉。”

（1）从国民而言，有六大害处。

“为国人计耶。金主币不改定，大害六。银价日落，物价日腾，则国人日贫落，害一。银铜为金所持，不能自主，致物价无定，供求不相应，涨落无常，而市易乱，商道险，害二。银价既听人涨落无主，铜价更随之涨落，小民愈困，害三。既无主币，称平色折，各省互殊，各市又异，则市乱，商苦生计艰，害四。银行不能遍开，开亦难办，则民资本难为挹注，而生计艰，害五。良金尽逐出国外，国中空虚，元气顿尽，害六。故内国为民生计，不可不改定金主币。”

（2）从国家立场来看，有四大害处。

“为国计耶，金主币不定，大害四。税则不定，官吏得上下其手。理财无从下手，害一。物价日腾，银价日落，税入之额，行用日亏，而国用愈不足，害二。税入折成色，则吏易作弊中饱，民更苦之，害三。国用不足，库日困绝，国致破产，害四。”

（3）从对外关系来看，有四大害处。

“为对外耶，金主币不改，大害四。金日涨，银日落，偿外债息，补镑大亏，害一。入口货多于出口货，大亏，害二。银价、物价，受人无穷涨落，商业难兴，害三。金融权常在外人，制我全国死命，害四。”

在论述14项不实施金本位制的害处之后，他痛切地陈述称“夫国贫苦困则政不克举，海陆军不能办，外债不能还，则财政受外人监督而国可亡。民生苦物产昂，民不能购，则转沟壑，走为盗贼而国可亡。即不然，而全国人宛转匍匐于外人财权之下，甘为之奴，尤甚于亡矣。不变金主币则祸败如此。谋国者不可鉴乎？”他进一步论述了银价下跌趋势对于中国国民和国家利益的伤害：

“最近情形，银产日多，即银价日落。况银矿尚日出不已，则金价更日涨不已。昔各国未尽改金钱，二十年间，可以又十余换涨至四十余换。今万国尽改，只余中国未改，后此万国同来挤迫，又适银产之多而价落，则金价骤涨五十余换乃意中事，而非异事耳。……及至金价骤涨之五六十换时，昔之纳息五六千万，至是且须万万矣。昔之十万万者，至是溢至十五六万万矣。竭一国之岁入，乃仅供纳息之数，则国不求亡而自亡。……若使光绪十年间，或前十年，精琪请改时，计臣早识金银之气，早改金主币，何以至今日之忧？及今速改金主币，犹有望也。再迁延岁月，不知何底。更遘事变耶。吾四万万国民，将相寻于枯鱼之肆矣。自古亡国固多，若如此腊枯而死，亦太不直。”

他慨叹“精琪方案”没有及时实施，结果金银比价从1:32上升到1:40以上。他认为中国在货币问题上不应这样被动地“腊枯而死”，应当主动实施金本位制。

（三）金本位制的实施途径

可以说清朝政府请求美国，并接纳精琪制定货币方案，对于实施金本位制的必然性已有充分的认识，问题在于可行性。

康有为看到了中国推行金本位制度的困难，他在《先聚金以准备筹金币说》中称：

“近者币制之考查会议，莫不知行金币矣。惟聚金为难，各国苟非取之于胜后偿款，如德、日然，则如奥匈以公债得金而易币。吾国则几无术以得金，若在贫国，其难尤甚。今中国银价下落至四十余换，购金更难，而各国银行，若闻易币聚金，则金价更涨。当此国困民贫，虽有公债，所得几何？况公债必不行，而度支更仰屋乎？此计臣不敢议及行金币也。”

康有为提出了自己筹集黄金的方法，关键“在妙银行之用”，以实现他“化虚为实，以无为有”的目的。积聚黄金的办法，康有为首先期望借助海外华侨的财力。海外华侨每年向国内汇款过亿，便建议大清交通银行于纽约、旧金山、悉尼、檀香山四地设分行，汇集华侨资金，并进而在美国费城等地就近设中国造币厂，就地采购黄金，铸造金币运回中国使用。此外，黄金的来源，是收集国内外民间的金器、妇女首饰镯钗。这些办法，实属书生之见。在无力解决金本位制所要求的黄金储备的情况下，康有为退而求其次，在《未铸金钱先行法定金主币说》中，又提出了实施金汇兑本位的主张。较之“精琪方案”，康有为在货币原理上并无新颖的创制，难以规避在主权上受制于金本位国家，自然没有现实的可行性。

03

国际货币体系与近代中国的本位困境

中国近代的货币选择，在西方列强先后实行金本位制的情况下独立用银，明显的特立独行。那么，为什么就不能进行简单明了的本位转换？

这就要从国际货币体系的演进和近代中国被动纳入世界体系时的特定位置出发，进行全面考察，而不是一个单独技术层面的货币问题。

1816年，《金本位法案》在利物浦伯爵领导下的议会通过，规定１英镑黄金值为7.32238克纯金之后，英国开始由金银复本位制进入金本位制时代，成为首个金本位制国家。通过国内立法，英国将黄金确定为衡量本国货币的唯一的基准价值尺度。同时，英国依托其强大的绝对经济优势，不断扩大金本位制在国际范围的影响。英国成为金本位制度的最大赢家，当时全球超过三分之二的贸易信贷通过伦敦进行，一半以上的长期投资也通过伦敦进行。英国成为当时世界最大的债权国。

典型的金本位制度是金币本位制度。其基本特点是，第一，黄金充分发挥国际货币职能。黄金作为本位货币，每一种货币通过法律设定含金量，各个国家的货币比价由其含金量来决定。实行自由铸造，自由兑换和黄金自由进出口。金币铸造在民间绝对自由，只需要将自己的金块送到铸币厂，就可获得等量的金币。货币当局可以无限制地为银行券提供金币和黄金的兑换。在国际上，黄金自由输出入，并作为国际结算的手段，黄金成为独一无二的国际储备。高度自由的金本位制度，黄金充分发挥国际货币的作用，稳定了国际货币秩序。第二，由于英国处于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霸主和优先地位，对世界经济具有引领作用，黄金作为本位货币，为后起的资本主义各国所模仿。对于他们而言，金本位制的采纳属于跟随策略，自愿地遵守英国建立起的一些规则。但这些规则不具备国际法基础，可以说是一种自然秩序。

在英国的影响下，到19世纪70年代，欧洲各国普遍采纳金本位制。德国在1871年改变此前的银本位制，确立金本位制。1871年，挪威、丹麦、瑞典三国成立货币同盟，共同宣布实施金本位制。1874年，法国、比利时、瑞士、意大利等国一致限制银币铸造，1878年宣布采行金本位制。美国也于1873年停止银本位币铸造权，并于1900年正式采行金本位制。1897 年日本和俄罗斯同时加入金本位制国家行列。至19世纪末，金本位制已成为世界各大贸易国的唯一本位货币制度。随着金本位制的确立、白银的非货币化以及世界产银量的提高，国际银价也自19世纪70年代开始进入长期下跌阶段。受国际市场影响，中国白银与金币的比价在70年代跌破16:1之后，一路下行，到 1895 年跌至31:1，1900年再跌至33:1。在上述康有为呼吁金本位救国论的时候，已经跌到40:1。揆诸历史，这些实施金本位制度的国家，大多都是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通过殖民掠夺和战争赔款积累黄金储备，构筑起金本位制的基础。

1840年鸦片战争西方列强打开中国的大门，近代中国被动地进入世界体系，一开始就处于赔款割地的屈从地位，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境地。主权的丧失，使得中国不可能在19世纪，当世界货币从金银并用的初始阶段，由于黄金和白银产量和供给的变化，在19世纪70年代根本地转向单一的金本位制时，可以有回旋余地自主地选择金本位制。实际上，中国近代是多元复合的货币结构，尽管中国为用银国家，只能称为白银核心型货币体系，不能称为银本位国家，因为并无一个以白银作为基准货币的统一货币安排。在国内，白银、铜钱和私票（后来的地方纸币）并存互补流通。与此同时，在国际经济往来中使用白银。在此货币环境下，就会出现在国内用钱的基层农民，在银钱比价变化中银贵钱贱时，不能凭借国内货币铜钱的贬值获得农产品出口的收益 ，因为白银和铜钱不对称地服务于两个不同的市场层次。而在国际交往中，尽管 1863 年以后近代中国国际收支长期逆差，却有大量的白银流入，原来白银在西方国家已经转换为普通商品，受国际贸易的规律支配，它们以追逐白银价差为依归进行白银的吞吐，而不受国际金融的规律支配。

在近代中国缺乏黄金储备的情况下，无论“精琪方案”，抑或康有为的货币主张，都只能选择金汇兑本位制。而金汇兑本位制是一个畸形的货币制度，一是货币不能兑换黄金，二是货币依附于金本位货币。就“精琪方案”而言，本来中国的目标是通过货币制度的改革解决银价相对于金价不断贬值的问题。而他设计的方案，在中国境内仍然铸造银币流通，只是设定一个银币的含金量，实际上是将银币当成了金币的货币符号。然而，和单纯的货币符号不同，银币本身的价值受到白银市场价格的支配。这样，“精琪方案”的中国货币价值，仍决定于国际市场银价的变化。而平准银价只能靠市场交易操作，其最后的保障依托在中国特定的财源。这样绕一圈的技术设计，表面上避免了银价跌落，却因为没有黄金准备，在中国通用银币的情况下，银币价值的确定，仍受国际金银比价变动的支配。实际上，在西方普遍实施金本位制之后，在国际白银跌价的过程中，即使是西方通过赔款和不公平贷款获得的白银，也滞留在中国境内的外国在华银行。一方面，外国殖民者利用“用银中国”货币制度的差异，通过“镑亏”获取货币补贴。另一方面，又利用这增加了的白银收入，在中国就地进行投资和货币发行等金融活动，放大在中国的经济利益。近代中国的本位困局，源于主权的丧失，而单独用银，危害至深。

04

注释

[1] 杨端六编著 ：《清代货币金融史稿》，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90页。

[2] 叶世昌 ：《清末关于本位制度的讨论》，《中国钱币》，1992 年第4期。

[3] 耿爱德 ：《中国货币论》，商务印书馆，1929年，第360页。

[4] （清）麦仲华编 ：《皇朝经世文新编》，上海日新社，1901年。

[5] 陈炽著，赵树贵、曾丽雅编 ：《陈炽集》，中华书局，1997年，第266-267页。

[6] 彭信威著 ：《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633页。

[7] 同 [1]，第300-301页。

[8] 刘锦藻撰 ：《清朝续文献通考》卷22，商务印书馆，1936年。

[9] （清）刘士珩呈 ：《财政条议》，第14-16页。

[10] 同 [1]，第306-312页。

[11] 崔志海 ：《精琪访华与清末币制改革》，《历史研究》，2017年第6期。

[12] 参见 [ 美 ] 米尔顿·弗里德曼、安娜·施瓦茨著，巴曙松等译 ：《美国货币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91-129页。

[13] 同 [1]，第308-309页。

[14] 王五一 ：《清末货币本位制大讨论》，《开放时代》，2017年第1期。

[15][18] 同 [1]，第310页。

[16] 吴剑杰编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张之洞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428-429页。

[17] 梁启超 ：《中国货币问题》，《饮冰室合集·文集》（16），第124页。

[19] 《德宗实录》卷535，中华书局，1987年，第120页。

[20]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光绪朝上谕档》第 31 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87页。

[21] [ 韩 ] 丘凡真 ：《精琪的币制改革方案与晚清币制问题》，《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3期。

[22] 康有为：《金主币救国议》，《康有为全集》第9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以下篇目不再加注。

[23] 参见薛孝敬、袁首仁：《国际货币体制与世界经济增长》，《经济评论》，1997年第1期。[ 美 ] 查尔斯·Ｐ·金德尔伯格著，徐子健等译 ：《西欧金融史》，中国金融出版社，2007年。

[24] 戴建兵 ：《中国近代的白银核心型货币体系（1890-1935）》，《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9期。

[25] 参见汪敬虞 ：《关于鸦片战争后十年间银贵钱贱影响下中国对外贸易问题的商榷》，《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1期。

[26] 参见贺水金 ：《论中国近代金银的国际流动》，《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2期。

来源｜《中国钱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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